1936年，是一個極其不平凡的年份。中國大地上，國內國際各種力量分化組合、風云激蕩，上演了一幕幕大戲。

在這一年即將翻過去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幾乎超出所有人意料而震驚中外的大事——西安事變。作為當時中國最高統治者的蔣介石被扣押起來了，原因是他不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西安事變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之一。事件的主要發動者張學良說“我把天捅了個窟窿”。周恩來評價張學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斡旋下，西安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從而順利實現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的轉變。國共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大勢。

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后，各路義勇軍揭竿而起。他們馳騁于深山叢林中，出沒于青紗帳里，同侵略者進行了極其艱苦的斗爭。

1936年2月，東北人民抗日武裝積極響應中共中央號召，宣布原有抗日武裝“一律改組建制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二、三、四、五、六軍，以及抗日聯軍××游擊隊”。據此，東北抗日聯軍相繼組建了11個軍，最終形成了以“南楊（靖宇）北趙（尚志）東周（保中）西李（兆麟）”為軍事指揮的抗日局面。“東北抗聯”最盛時期發展到3萬余人，威名響徹全國。

楊靖宇是東北抗聯第一軍軍長兼政治委員，之后第一、第二軍合編為第一路軍，他任總司令，活動在南滿地區的金川一帶。1936年3月初，他得知奉天偽教導隊一團團部76人將經過高麗溝前往通化縣城的消息，便設下埋伏，準備伏擊。但由于走漏了風聲，敵人沒有過來。于是楊靖宇故意放出消息說：部隊將向東作戰。他率部向東走了幾里后，突然掉頭返回到村里隱蔽起來，并告訴正在修路的群眾照常干活。果然，幾個小時后敵人來了。楊靖宇鳴槍為號，戰士們勇敢沖殺，僅用15分鐘就結束戰斗，俘敵38名并有大量繳獲。他對被俘偽軍講話后，偽軍士兵議論說：“人家一個大隊長（當時部隊為保密稱楊靖宇為大隊長）講話就這樣呱呱叫……咱們‘滿州國’的官連人家一個眼睛角也趕不上。”

為加強黨對北方工作的領導，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1936年3月底抵達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對華北黨組織的狀況和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工作，大力肅清黨內“左”傾錯誤影響，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推動了各階層人民群眾的抗日救國運動。與此同時，劉少奇充分發揮領導白區工作的才能，通過撰寫大量文章、報告及黨內通信，闡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斗爭的正確策略思想，將黨的秘密工作同群眾的公開半公開的活動既嚴格分開，又正確地結合起來，扭轉了白區工作的被動局面。

在全國抗日救國運動掀起新高潮的形勢下，北方局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作，特別是解決當時干部缺乏的問題，作出決定，并經中共中央批準，要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中長期堅持英勇斗爭的一批黨員履行手續出獄。后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陸續出獄。1936年10月，薄一波、楊獻珍等受北方局的委派到達山西，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統一戰線。他們接辦了閻錫山創辦的“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并利用這一合法的組織形式，開辦多種訓練班、教導團，培養了一大批領導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讓東北軍打紅軍，是蔣介石自認為“一箭雙雕”的得意之筆。但西北地區“三位一體”局面的形成，讓他大為失望。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在張學良陪同下乘專列到西安。他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師旅長以上軍官一個一個地來華清池邊吃飯邊訓話，要求這些軍官服從他的命令，帶領部隊積極參加“剿共”，但是沒有從他們口中得到滿意答復。于是蔣最后向張、楊攤牌：要么上前線進剿紅軍，要么將兩支部隊調往南方，讓出陜甘一帶由中央軍自己“剿共”。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及廣大官兵所不愿意接受的。

當天晚上，張學良到住地向蔣“哭諫”，大意是：如不再對日寇加以制止和反擊，那時“我們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千古罪人而無以自解”……張學良的痛哭陳詞，并沒有使蔣介石回心轉意，反而責備張年輕無知，最后氣急敗壞地說：即便你用手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會改變。

第二天，楊虎城再次“諍諫”，無果。楊虎城回來后立即與張學良商量對策。張學良表示：“我們為了國家，對蔣也仁至義盡了，現在只有干的一條路。”他們決定扣蔣。

接下來的12月9日，成為西安事變的導火索。這天是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西安城內上萬名學生舉行請愿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極為惱火，強令張學良制止學生“胡鬧”，對不聽勸阻者“格殺勿論！”張學良怕愛國學生遭到不測，親自來到游行隊伍勸說學生回去。一個站在前排的東北大學學生站出來，流著淚問張學良：“張校長（張學良曾兼任東北大學校長），您什么時候能帶著我們打回東北老家去？”此言一出，張學良的喉嚨哽住了，他沉默半晌，激動地高聲向學生們說：“你們現在都回學校去，一星期以內我一定用事實答復你們。如果失信，請你們把我處死！”之后張學良立即赴行轅見蔣介石，痛哭陳詞，請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蔣介石不僅不為所動，還怒斥張學良是“犯上作亂”！張學良心中憤懣無比，進一步下定了“兵諫”的決心。

張、楊確定了行動分工：東北軍負責驪山捉蔣，第十七路軍負責西安城內的軍事行動與安全。張學良選擇最忠實于他的人去執行捉蔣任務。他還帶著親信到華清池熟悉蔣的居室位置。

1936年12月12日的清晨，陜西臨潼驪山風景區內格外靜寂。凌晨四五點鐘，一陣清脆槍聲驟然劃破黎明前的星空。東北軍一隊衛兵突然沖進蔣的住處五間廳。等他們進入寢室時，蔣介石已經沒了蹤影，于是立即沿山搜尋。大約一個時辰之后，衛兵們從一個荊棘叢生的巖洞中架出了蔣介石。

西安事變的爆發，震驚了全世界。

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事前毫無所知。消息傳來后，有人提出“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提出“不要急躁”“慎重考慮”等。

在弄清情況后，中共中央以中華民族利益的大局為重，確定了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12月1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充分肯定西安事變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堅決主張用一切方法聯合南京的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爭取全國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所歡迎的前途。中央還對紅軍作出部署，抽出部分兵力警戒和鉗制胡宗南部，從軍事上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相互策應。

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派遣周恩來于12月17日到達西安。一到西安，周恩來便與張學良徹夜長談，及時了解事變6天來的情況及各方反應。張學良向周恩來介紹了舉行“兵諫”的經過，以及最近幾天來蔣介石的表現。蔣介石初被扣時拒絕商談任何問題，甚至伏在桌上，捂住耳朵，什么話也不說，現已允許商談抗日。周恩來還同張、楊商定了與南京談判的條件。

12月22日下午，一架專機降落在西安機場，已經等候在機場的張學良親自登機，迎下了宋美齡、宋子文一行人。宋美齡與蔣介石相見后百感交集，她勸蔣介石忍耐自制，放棄寧死不予妥協的決心，接受張、楊談判。在她的勸說下，蔣介石的立場進一步轉變。他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與周恩來進行接觸。

12月24日晚，周恩來由張學良、宋美齡陪同去見蔣介石。由于蔣介石稱病，周恩來未能多談就起身告辭了。第二天一早，宋氏兄妹和周恩來再一次去見蔣介石。周恩來向蔣介石表達了中共聯合抗日的誠意及努力。在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共同努力下，經過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等六項承諾。至此，西安事變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解決。

在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客觀形勢逐漸成熟的時候，西安事變起到了促成這個合作的作用。毛澤東對西安事變的意義作了很高的評價：“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它“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1937年，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便形成了，國共兩黨團結抗日、共御外侮。

就在1936年即將消逝而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刻，一首歌傳遍了全中國。這是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曲《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

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